「只要記得這些曾經，就夠了」
名為《此後》的紀錄片，導演是現任彰化縣文化局長陳文彬。在災害過了近七年後的今天，他要將這部關於八八風災的紀錄片推上院線放映。陳文彬不是要讓觀眾記住九二一、記住八八風災，而是想讓人能從這部片中看到曾經在乎的人事物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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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錄片的開頭，隨著一名中年男子行走。以種植棕櫚樹維生，一早上山割葉，載下山，賣至市場。然後他回家，翻起相簿，對著鏡頭介紹影中人的身分。他的聲音聽起來愈來愈不捨，事實像撥洋蔥一樣慢慢揭露，鏡頭外的觀眾才知曉，照片裡的人們，都已經死亡。
跟了三個月，卻沒怎麼在拍
他是翁瑞琪，二〇〇九年的八八風災，帶走了家族裡的十一人，他成為被留下來的倖存者。他在一片廢墟中立了一塊紅色牌子，代表小林村的舊址，翁瑞琪說，總有人問小林村在哪，立了牌子，大家就知道了。
這部名為《此後》的紀錄片，導演是現任彰化縣文化局長陳文彬。在災害過了近七年後的今天，他要將這部關於八八風災的紀錄片推上院線放映。從最初來自地方新聞局的委託，到成為他人生的重要功課，「這部片帶給我無形的資產，實在太多太多。」
八八風災重創小林村的當下，陳文彬正在為電影宣傳所苦。原訂八月十四日要上映的《不能沒有你》，非但被颱風打亂了行程，他們也不敢再多做宣傳，就怕打擾了台灣島復原的過程。讓陳文彬更沒料到的是，這場風災將與他糾纏近七年時間。
最初踏入小林村，僅是時任高雄市文化局長史哲的一個請託，陳文彬沒有完全答應，只因他曾記錄過另一場災難。九二一大地震後，他在石岡蹲點，拍出了紀錄片《家》，「災後重建不是那麼單純的事：在災後一、兩年，告訴大家『我們很好，我們重建了』，就結束。」他只跟史哲說：「我幫你進去看看。」
當時的小林村，不只湧進大批媒體，也有許多紀錄片工作者進駐，而成為家族中唯一倖存者的翁瑞琪，自然成為焦點人物。「頭三個月，我每天在他旁邊看他跟媒體互動，我還曾經跟他說：你是非常專業的受訪者。」陳文彬解釋，當時翁與媒體互動頻繁，應對非常熟練，都知道媒體要拍什麼、要問什麼。
「他看我跟了三個月，卻沒怎麼在拍，還直接問我：你想拍什麼？我要給你什麼？甚至有時工作到一半，還會問我說：這個你不拍嗎？大家都有拍！」陳文彬笑道，「但當時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要拍什麼。」
時間拉長，片子脫離原先的定位
隨著時間演進，陳文彬沒有找到答案，卻愈來愈知道自己「不想拍什麼」。他就將攝影機放著，單純地從旁觀察，他形容當時在小林村的人們，每個都像是飽滿的氣球，不堪碰觸。問什麼問題彷彿都會勾起傷心處，造成二次傷害。他覺得那太殘忍了。
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要什麼。」陳文彬說。一二年，他完成四十五分鐘的《此後》，在高雄電影館放映。陳文彬看著觀眾席間個個哭得淚流滿面，他卻直覺不對。
「我開始思考紀錄片的本質是什麼。」陳文彬提到，尤其這幾年紀錄片日漸被重視，市場開拓得愈來愈大，得獎連連，他卻想起幾十年前的往事。
一開始會與影像記錄沾上邊，是他曾擔任綠色小組的助理，「他們在拍片，我幫他們整理。那時候的工作很單純，綠色小組沒有『導演』這個工作。大家就是去現場記錄，再把素材拿回來。」陳文彬提到，「紀錄片最初是很純粹的，但後來被要求要有故事、有音樂、有起承轉合。這當然沒有什麼好壞對錯，只是，我也要這樣做嗎？」
陳文彬花了三個月，讓翁瑞琪忘掉攝影機的存在，後來翁也不再「提醒」陳文彬拍東拍西，很自在地跟他相處，他隱約覺得，這就是他要的。
「後來，是他們的生命帶著我走。」把時間拉長後，許多無預期的事，讓這部災後重建紀錄片脫離了原先的定位，他發現《此後》的故事不止四十五分鐘，只有感動是不夠的，拍攝必須延續。翁瑞琪後來再娶的妻子懷孕，終於圓了傳宗接代的夢想；前妻的母親罹癌，不確定剩餘的日子還有多少……。陳文彬邊拍，邊被辦公室同事調侃：「這樣一直拍，是要拍到什麼時候？」可另一邊，卻將放入成品的素材愈減愈少。
早已規畫推上院線，因參選暫緩
陳文彬舉例，他曾對要不要將前岳母看病，及去醫院拿藥的片段剪進去感到猶豫。而最後岳母呈現在片子裡的樣子，是每天綁棕櫚葉的工作，在大自然裡活得輕鬆快樂，陳文彬捨棄了看病的橋段，畢竟那只是她生活的局部，而非全部。
就如同八月八日的那場暴雨，只是倖存者們人生裡特別的一天，雖然接下來的日子，沉重如噩夢，熬不過去的自殺了；熬得過的，嘗試讓生活回到正軌。陳文彬將激情的元素統統拿掉，沒有滲入音樂催情，沒有刻意的戲劇張力，沒有任何一件事會被放大。讓觀眾隨著畫面進到倖存者的日常，因為最困難的，是如何在災難過後，度過人生的「此後」。
主角翁瑞琪看過紀錄片之後，疑惑問他是不是記錯事件順序？還說他「沒有拍得很好，剪成這樣，觀眾不會哭、不會感動。」但對陳文彬來說，最重要的是翁瑞琪接下來說的話：「不過，這部片子裡的我，比較像我。」
「我想讓觀眾冷靜一點去看。」陳文彬提到，這樣觀眾看到的，才不只是一個小林村的紀錄片，而能看到自己。就像這部片對陳文彬的意義，早就超過記錄一場風災。
《此後》原訂是去年要推上院線，陳文彬都已經開始規畫，卻在短短一個月內臨時決定要去選立委。既然投入選舉，片子就只好先擱著。「結果怎麼好像民進黨的幾乎都選上了，只剩下我落選！還好落選，才有時間繼續將這部片推上映。」他調侃自己。
落選的那一晚，前立法委員王拓撥了通電話給他，兩人顧左右而言他聊了一會，之後是一陣緘默。王拓忍不住嘆了口氣，說：「幹，你趕快回去寫劇本、拍電影啦！」那彷彿一記當頭棒喝。陳文彬一九九五年成為王拓在立法院的助理，讓二十六歲的他從事「改變社會」的重要工作，王拓在他人生中的地位，如友如父。
「在人生的低潮再看這部片子，又有不同的想法。但我總覺得自己的生命厚度還不夠，才邀請王拓擔任這部片的監製，他一口答應。」陳文彬說，「老實說，在拍攝跟剪接這部片的時候，我不時覺得自己很幸運，重要的長輩、家人都還健在。但這使我一直無法切身理解家人生命離去的過程。」無法感同身受，成為陳文彬製作時最大的困擾。
當自己也成了「被留下來的」人
陳文彬也與王拓聊過，而王拓分享了自己在美麗島事件時被抓進監獄，母親過世時，只被放出來一個小時，「王拓說，那種痛，不是一般人能夠瞭解，你不會懂的。」
「是啊，我真的不懂，那種失去至親的感覺是什麼？」陳文彬突然停頓：「但我沒想到，王拓用他的生命來告訴我這件事。」他講話的速度愈來愈慢，漸漸紅了眼眶。今年八月九日，王拓因為心肌梗塞病逝。
「那種感覺，是心裡空了一大塊，每天好像行屍走肉，不想跟任何人說話。你會跟從前一樣，突然想到一些事想跟對方分享，才發現那個人已經不在了。」陳文彬說。
陳文彬才終於理解他鏡頭下的主角經歷了什麼。「那天早上，颱風剛走，雨下得很大。翁瑞琪走過貫穿小林村的那條忠義路，從路頭到路尾，挨家挨戶打著招呼。有人在做早餐，有人在洗車，宛如暴風雨前的平靜，一個再平凡不過的早晨。他的眼睛就像一台攝影機，記錄著小林村的最後一天。走上工寮，不到兩秒鐘的時間，隨著後頭傳來的巨大聲響，正與他談話的人神色大變，翁瑞琪跟著轉頭，看著一陣白煙在遠方的山頭滑下，完全意會不到發生了什麼事。」
「崩山了！崩山了！快走！」翁瑞琪的朋友大聲吆喝，他卻不知道要做何反應，那幾秒鐘，只看著山不停滾動著。他才突然想到，自己的家人就在那裡，立刻抱著柱子嚎啕大哭，直到友人將他拉走。陳文彬邊說，邊看著某處若有所思，「我才明白那是什麼感覺。」
七年的時間，他記錄這一個「被留下來的」翁瑞琪重新起步的人生；卻直到選立委失利、重要的長輩離世，自己也成了「被留下來的」人，才慢慢瞭解這七年的意義。
回家路口的一盞紅色燈籠
「我不是要讓觀眾記住八八風災，那太沉重了。人很容易遺忘，但不會忘記自己在意的事，就像小時候養的小狗死掉了，可能到了四、五十歲都會記得。如果每個人都能從這部片中看到自己曾經在乎的人事物，不管是生命、戀情的逝去，那些曾經都很溫暖。只要記得這些曾經，就夠了。」陳文彬說。
翁瑞琪在小林村舊址立起了紅色牌子，溫柔地帶人們回顧這段悲傷的歷史。比一二年版更進一步，陳文彬的《此後》不慍不火，就像在回家的路口掛上一盞紅色燈籠，走入過往療傷的同時，或許哪天能發現，坍塌的石縫間，已冒出了生命的新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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